我国有学者就认为党的章程属于自制规章，并指出：现在尽管我们有‘党规党法这样的提法，但是这样的提法严格从法治的理念来讲是不合适的。

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学习和对法律制度的借鉴便成为中国法学的一条不归之路。秦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这种研究进路，笔者称其为中国宪法学研究中的中国面向。基于宪法学说的重要性，在中国的宪法研究与宪政建设中，也必须要重视中国宪法学说的研究，充分发挥中国宪法学说的作用。但是，在实然形态上，在我国宪法学说的构建中，西方宪法文化却喧宾夺主，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越了本土宪法文化的作用，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研究的主导性因素，本土宪法反而悄无声息，慢慢的成为了宪法研究和宪政建设中的看客。这样导致的一个必然后果，必然就是在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中，充斥其中的大多是西方的宪法理论。一、法律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宪法学说在宪法学的研究中，宪法学说是一个非常基础但又非常重要问题。

【注释】[1]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发展的新构想》，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法学乃实践之学，宪法学的生命力也来源于宪法实践之中。如此，法律将始终处于被挑战状态，其安定性将不复存在。

[43]1998年10月31日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次会议通过，2004年6月17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次会议修订。如，《深圳经济特区无线电管理条例》[31]第66条规定：本条例规定市政府另行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的，市政府应当在本条例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制定。此类措辞清楚的表明了授权法的倾向性，即要求行政机关尽速立法。如，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银行业立法规划》[36]明确规定了2年以内、3年至5年以及5年以上的立法项目。

（参见：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98.）[20]李建良教授认为，公民请求修改或者废止行政立法容无提起给付诉讼之必要而应当针对现存法律提起确认无效的诉讼。在时间要件中隐含着一个前提，即行政机关对于何时履行作为义务拥有裁量权。

【摘要】行政立法不作为既是行政不作为的新形态，也是行政立法违法的主要类型，其不作为违法之构成除应当具备立法义务之外，还必须客观存在着怠于履行立法义务之不作为状态，且已经逾越法定或合理期限。2．区分授权法规范之措辞授权法规范的措辞表明了立法者的意向，也是影响立法速度的重要因素。{1}德国学者Westbomke认为：在委任立法的情形，通常是立法者有意制定一个不完整的法律，而委由命令制定者去完成补充工作。又如，《产品质量法》[14]对产品质量监督仅作了笼统的规定，而没有明确要求主管机关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

它主要表现为不审而决、程序混用、程序环节的遗漏和违反程序制度等{12}。首先，在法律必须依靠行政立法的辅助才能实现既定目的的情况下，行政机关负有立法的义务。只有将上述两类法律联结在一起才能够导出行政机关的立法义务。即使授权法没有明确限定行政机关完成立法任务的时间，其要求行政机关尽速立法的意图也是明显的。

因此，只要授权法没有明确赋予行政机关立法决定裁量权，就应当推定授权法具有课予行政机关立法义务的意图。三者紧密联系、缺一不可。

但是，该文件毕竟不是以国务院名义发布的行政法规。相对而言，授权立法的时间裁量空间较为狭小。

特别授权立法是国务院依据最高权力机关的特别授权决定而进行的立法。据此，南京市政府负有制定普遍性行为规范的义务。[27]在行政机关负有立法义务的情况下，不得以此类批准行为代替立法行为。[24]2010年4月7日司法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2010年4月8日司法部令第122号发布。在我国，行政立法义务主要来源于法律的明确规定、对授权法的一般推定以及对宪法和法律的合目的性解释。如，《森林法》[8]第47条规定：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实施办法，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但是，被赋予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均具有较高的级别，拥有充足的人力与物力资源完成立法任务。（一）怠于制法与怠于修法、怠于废法通说认为，行政机关怠于制定法律、怠于修改法律以及怠于废止法律的行为均属于行政立法不作为{8}。

无论立法准备如何充分，只要法律逾期未被公布同样构成立法不作为。对于已经纳入立法计划以及立法规划的项目，行政机关有义务按期完成，无正当理由未出台相关法律的构成行政立法不作为。

也就是说，此案涉及的是嗣后作为之违法，而非不作为之违法。[32]2010年4月2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2010年4月23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

如果没有行政立法的辅助，法律将无法得到贯彻执行时，行政机关即负有立法之义务。2007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但此通知并非行政法规而系行政规范性文件。一般来说，需要多个部门协同的立法与仅需两个部门协同的立法所需时间更长。[28]198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1988年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1号公布。

[26]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修订。而现行法律需要修改或者废止的前提则是该法律已经构成违法，否则就没必要修改或者废止。

5．区分行政立法所涉事物之性质立法所涉及的事务性质对立法速度同样具有重要影响。行政立法不作为是行政不作为的新兴形态，在侵害对象、救济方式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于传统行政不作为的显著特征。

在我国，立法计划习惯上以1年为限，而立法规划则为1年以上。由收费改为征税意味着一项新制度的诞生，没有先例可以遵循。

二是嗣后抵触新的上位法而违法。[17]二是不符合法律安定性原则。这在客观上需要较多的时间来研究制定相关法律。违背法定程序所制定的法律是违法的，行政机关未予废除的也构成立法不作为。

但是，此种违法是实质违法而不是立法不作为之违法。综上，行政立法不作为仅指行政机关怠于制定法律的行为，至于行政机关怠于修改或者废除法律的行为不宜定性为行政立法不作为。

国务院在审批过程中，再次征求了国务院有关部门、航空运输企业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意见，并作了反复修改。同时，对宪法和组织法有关行政机关立法职权的规定，也不能作类似于单行授权法的一般性推定而导出行政机关的立法义务。

作为律师行业行政管理的重要规章，《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23]以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24]可能未按照上述条例的要求广泛听取律师事务所、律师等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从而构成程序违法{13}。[15]最后，当公共利益遭到严重侵害时，行政机关也有义务制定相关法律加以保护。